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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入住房等四大黑手成年轻打工者婚恋障碍
作者: 时间:2014/2/5 阅读:3288次

七夕之际,一家职业信息网站“大谷打工网”发表了一份对上海年轻打工者婚恋状况的调查报告,基于近两万份网络问卷的统计显示,年轻一代城市移民在婚恋问题上面临巨大困境,已成为这些青年的头号心理问题,寻找伴侣不容易,稳定关系更难,走到结婚这一步则更是障碍重重,据报告称,收入、住房、流动性、社交机会的缺乏,是构成婚恋障碍的主要原因。

网络问卷这种方法无疑有很大的样本偏向,23.6的平均年龄也显示样本选择是偏向于婚龄人群的低龄一端,这就夸大了单身比例。不过尽管有这些缺陷,报告看来还是反映了些真实情况,与我们从其他渠道得到的印象也颇为吻合;在一个刚刚经历了高速城市化的社会,出现这样的婚恋障碍,本不足为奇,而出现在上海这样房价奇高的大都市,更是预料中事。

婚姻是一项长期关系,而且这一关系的紧密和利益相关程度极高,完全重塑了双方的生活,在人类主动缔结的各种关系中,没有比这更重大的了,因而双方在作出选择时自然会十分慎重,会尽可能多的去了解对方的情况,正是在这一点上,城市大社会的信息条件远不如传统乡村与城镇社会,对于成年后才来到城市的新移民,则条件更为不利,他们脱离了原有关系网,必须从头建立社会关系。

婚恋障碍为城市化过程所难免

传统社会规模小,流动性也不大,亲戚邻里发小交往多,关系网通常只是个二到三度空间,同龄人之间相识和知根知底的机会很多,井然分明的社会等级更缩小了择偶空间,所以在做出择偶决定前,有充分的时间和机会了解候选对象。而且,传统婚姻父母做主的成分更大,婚姻常常是两个家族之间的事情,因而相互了解和磨合的时间就更加充分了,从孩子生下来便可开始,可能导致日后不和的因素在早期便可暴露。

城市大社会大幅扩展了个人的择偶空间,但它的流动性和关系松散性却压缩对每个候选对象的了解机会,从而延长了择偶过程;在漫长的单身期中,为满足情感和生理需要,人们更多的建立短期和尝试性的关系,也以此作为相互了解磨合的方式,这一转变导致了对性与婚恋的观念与文化变迁,进而,新的观念与文化又回过头来改变两性交往与择偶方式:在交往时更注重感情因素,对短期关系更多宽容与偏爱。

这种现实条件与观念文化的相互强化,最终导致了择偶策略的全面转变,从传统的充分了解一锤定音终身不渝,变为先通过短期关系了解磨合,同时捕捉更好的新机会,这样,当双方最终对长期关系拥有足够信心,并决定结婚特别是生孩子时,已经老大不小了,这也是为何在所有国家,城市化总是大幅推迟结婚和生育,降低生育率,提高离婚率和单身率,增加短期关系和堕胎概率。

对于正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社会,婚姻的另一个障碍是父母子女之间观念的冲突,两代人的择偶标准不同,年轻人接受了新的观念与文化,但父母常不愿意放弃干预,而子女出于财力上的需要,也因为文化上的惯性,可能不得不一定程度上听从父母的要求,这样达成四方满意的安排就更加困难,严重的时候甚至造成原本不错的关系被生生破坏。

当新移民进入城市后,丧失了从小建立的大部分社会关系,不得不重新建立,此时他们将面临一个中国社会所特有的不利:缺少家庭和职业关系之外的民间组织和亚文化圈子,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就是高度扁平化的,缺乏中间结构,近代以来中央集权的强化和地方自治的瓦解,更强化了这一特征。

中古以来,在遭受多次灭佛打击之后,中国的佛教也变得越来越出世,很少再起到联络教友情感、为教众提供社会生活空间、建立和维持社会关系的作用;类似的,基于共同的价值认同的学会,共同兴趣爱好的俱乐部,共同理想和事业追求的公益慈善组织,共同利益诉求的协会行会,与庞大的人口相比,这些组织的数量少得可怜。

结果,原本由这些中间组织满足的需求和履行的社会功能,多半被抑制了,剩下少数也是由政治性机构和盈利性企业所代替,可是与主动参与的自发性组织相比,这些替代组织都远远不适合成为个人间社会交往的空间,比如同样是参加体育运动,通过自发组织的俱乐部你可能获得一群关系长期稳定的朋友,但是在健身馆,你出完了一身汗之后,啥也没留下。

上述文化、制度和社会结构上的差异,使得中国乃至东方的年轻人在进入大城市后普遍变得比较宅,更容易沉溺于网络游戏和网络社区。网络交往虽然也能建立某些有价值的关系,但了解深度毕竟不如现实交往,更难以带来足以导向婚姻的熟识和亲密,相反,它可能让年轻人更习惯和满足于短期关系,更加拖延了婚姻的建立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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